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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全國“守住錢袋子·護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動宣傳月。為集中展現檢察機關依法打擊非法集資犯罪的經驗成效，揭示非法集資的犯罪手段和風險危害，引導社會公眾增強防范意識，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批檢察機關打擊非法集資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周某標、李某等人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關鍵詞】

養老詐騙  國際追逃追贓  電子數據  技術輔助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標，上海裔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裔某集團”）副總經理。

被告人李某、霍某珊，均為裔某集團股東、副總經理。

被告人周某桃、徐某、危某香，均為裔某集團銷售總監。

2009年11月至2021年12月間，沈某峰（紅通在逃人員）組織招募周某標、李某等人設立裔某集團，未經國家金融管理部門許可，在上海、江蘇、安徽、云南等地開設養老旅游基地、酒店、度假別墅等項目，并招攬業務團隊通過旅游宣講會、口口相傳等方式向社會公眾推銷養老、旅居類等理財產品，承諾保證本金并獲取固定收益，非法吸收公眾資金。其中，沈某峰全面負責公司決策并實際控制公司資金；周某標、李某、霍某珊負責分管公司銷售、旅游基地和養老項目；周某桃、徐某、危某香負責帶領銷售團隊通過上述方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經審計，2013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間，裔某集團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同）50.3億余元，未兌付金額15.4億余元。其中，2020年3月起，裔某集團資金鏈斷裂，周某標等人明知公司無兌付能力，仍然繼續吸收公眾存款，未兌付金額3.6億余元。

2023年12月7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數罪并罰，判處周某標等人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至九年不等，并處罰金共計560萬元。一審宣判后，周某標、周某桃等4人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2024年4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周某桃撤回上訴，裁定駁回周某標等3人上訴，維持原判。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提前介入引導偵查。2021年12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對裔某集團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立案偵查。應公安機關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發現裔某集團部分產品為依托旅游基地的“旅居預付卡”。經研判，確定該類預付卡可能屬于具有存款特征的理財產品，但是否具備承諾還本付息的特征還需要客觀證據予以支持，建議公安機關有針對性地開展偵查取證。公安機關詢問30余名投資人，調取裔某集團運營系統及旅居基地消費賬冊，核實相關預付卡合同內容及實際使用情況，最終查明所銷售的該類預付卡行為具有還本付息特征，應認定為非法募集資金。

（二）審查逮捕外逃犯罪嫌疑人。2022年3月21日至23日，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以周某標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檢察機關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進一步查明裔某集團組織架構、人員任職情況與參與程度，厘清各參與人員的具體非法集資金額，于同年3月28日對周某標等人作出批準逮捕決定。2022年7月29日，檢察機關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對已出逃境外的沈某峰作出批準逮捕決定。2024年9月30日，國際刑警組織對沈某峰發布紅色通報。

（三）審查起訴。2022年7月29日，公安機關以周某標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周某桃、李某、霍某珊、徐某、危某香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移送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其中，公安機關認定周某標于2021年8月之后明知資金鏈斷裂無法兌付仍繼續非法集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集資詐騙106萬余元，但未認定周某桃等5人構成集資詐騙罪。在審查部分犯罪嫌疑人手機微信聊天記錄時，檢察官發現移送起訴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在2020年初已知曉公司無法兌付的情況，故周某桃等人可能構成集資詐騙罪。遂經商請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利用檢察機關技術調查官機制，制發《委托鑒定書》，委托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司法鑒定中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涉案電腦及手機中的微信聊天記錄、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電子數據進行數據恢復和固定，恢復了裔某集團董事會決議、不能如期兌付通知書、銷售總監向業務員告知無法兌付的消息記錄等大量已被刪除的電子數據。結合對恢復電子數據的審查情況，將本案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要求公安機關補充調取相關投資人及業務員的言詞證據，查明公司出現兌付困難后，是否繼續要求業務員發展客戶以填補公司資金缺口等判斷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實。

綜合上述補充偵查的證據，檢察機關認為，周某標、周某桃等6人在2020年3月已經知曉公司已陷入經營困難、兌付資金主要依靠借新還舊來實現的情況，仍繼續向投資人吸收資金及誘導投資人到期繼續投資，在后續的非法集資中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認定周某標集資詐騙3.6億余元，并對周某桃等5人增加認定集資詐騙罪。2022年10月28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以周某標等6人涉嫌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起公訴。

【典型意義】

（一）加強技術輔助證據審查工作，注重全面提取、審查電子設備儲存的各類電子數據。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及相關應用軟件成為實施非法集資等犯罪的重要工具，儲存了大量與犯罪有關的電子數據，對于證明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等具有重要價值。對公安機關移送的電子設備及提取固定的電子數據，檢察機關要注重審查以下方面：（1）注重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電子設備中的電子數據是否依法全面提取固定并移送；（2）依托技術手段，對提取電子數據尤其是通訊聊天記錄、電子賬冊、資金交易記錄等關鍵電子數據進行全面審查；（3）在審查其他證據時發現電子數據提取不全面或者存在人為刪除等情況的，應當委托檢察機關技術部門依法提取固定或者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避免因遺漏重要電子數據影響定罪量刑關鍵事實的認定。

（二）審查逮捕外逃犯罪嫌疑人，協同做好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對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我國往往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開展跨國緝捕，發布紅色通報時需要提交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決定書，檢察機關應當積極協助、依法審查作出決定。根據“引渡特定性”原則，外逃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國后，原則上不得對其在引渡前實施的其他未準予引渡的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為此，在對外逃犯罪嫌疑人審查逮捕時，檢察機關應堅持全面、準確審查原則，對犯罪分子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實均予列明，不遺漏所涉全部罪名，全力協助有關部門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工作。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